本文原载于《环球科学》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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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近几天，一种名叫“免疫疗法”的癌症治疗手段迅速成为互联网的热门贬义词。一切都始于罹患滑膜肉瘤的21岁大学生魏则西，他在接受一种名叫DC-CIK的免疫疗法后，于4月21日不治去世。DC-CIK极具争议，且从未被临床认可为独立的癌症疗法。自此，免疫疗法被冠以“效率极低”、“已被淘汰”之名为人唾弃。
魏则西的早逝可以归因于多种恶的共同作用；然而，舆论因此将DC-CIK与免疫疗法混为一谈、从源头剥夺公众对一种革命性癌症疗法的知情权，实则是在成全另一种恶。
真正的免疫疗法，已经为许多癌症病人带来了与魏则西截然不同的结局。
事实上，以检查点抑制、树突状细胞疫苗、CAR-T细胞疗法为代表的免疫疗法已被应用于数千名侵袭性晚期肺癌、皮肤癌以及各种白血病和淋巴肿瘤患者中，其中不乏患者被“彻底治愈”：应用免疫疗法后，90%的高度侵袭性白血患者的病情得到完全缓解；另一种检查点抑制疗法 （点击阅读《环球科学》针对此种疗法的报道《治愈癌症将成现实》）对黑色素瘤的有效率可达40%~50%，而对肺癌、肝癌、肾癌的有效率为30%，膀胱癌为40%，霍奇金淋巴瘤为90%。
本文摘编自《环球科学》 2016年5月号封面故事《免疫疗法：抗癌转折点》，它将告诉你，这种发展迅速、疗效显著的新疗法如何成为人类抗癌之路的革命性转折，告诉你免疫疗法的神奇与弱点，揭示它为何值得研究人员、医生与病人共同为之奋斗，为何它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拯救生命，治愈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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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卡伦 · 温特劳布（Karen Weintraub）
翻译 金雪潇（浙江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硕士研究生）
姚洋（浙江大学免疫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审校 鲁林荣（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免疫学研究所 PI）
如果米歇尔·博耶（Michelle Boyer）是在2010年而非2013年被诊断为晚期侵袭性皮肤癌，她十有八九已不在人世。当时，黑色素瘤——一种最致命的恶性皮肤肿瘤，已经从博耶背上的一个黑痣扩散到肺部，虽然接受了标准治疗，但她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然而，从2013年5月开始，这位29岁的美国西雅图市民开始接受一系列突破性新疗法的治疗——有些是在2011年才开始用于临床。这些治疗旨在激发博耶的免疫系统，更好地识别、攻击肿瘤，使肿瘤缩小。
尽管现在博耶仍然与癌症相伴，并且需要忍受免疫促进药物对身体造成的损害，但她的内心仍然充满感激，因为自己还能活着。她希望目前的治疗或是接下来的治疗方案能让她奇迹般地痊愈，就像其他患者在网上谈论的那样。“这就是我当下的生活，”博耶说，“很多人认为，像我这种境况很难保持乐观，但对我来说这一切很正常，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
2013年，米歇尔·博耶得知自己患有晚期皮肤癌，经过6个疗程的免疫治疗后，虽然仍未被治愈，但她的存活时间比医生最初预计的更长。
59岁的卡伦·凯勒（Karen Koehler）是美国新泽西州帕克里奇市的退休教师，以前从事的是特殊教育。她患的是另一种癌症——白血病，第一次尝试免疫治疗就“中了头彩”。2015年初，医生把凯勒的免疫细胞进行基因改造后，再注回她的体内，以便更有力地对抗癌细胞。治疗过程仅有两三个小时，但却让她在接下来几天都不得不呆在重症监护室，因为她的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凯勒又在普通病房休养了数周，但是，在这次治疗一个月后，检查结果显示，凯勒体内已找不到癌细胞的踪迹了。
博耶和凯勒只是过去5年里，数以千计接受各种免疫治疗的病人中的两位，她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用全新疗法根治癌症的希望和挑战。这种疗法不再依赖外来辐射与毒性药物来杀灭癌细胞，而是调动人体内部的潜能，让人体防御系统中的那些非常复杂且频繁互动的细胞及分子信号充分发挥作用。治疗结果到目前为止令人鼓舞。就某些癌症而言，免疫治疗正快速成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之后的又一重要手段。
在用免疫疗法治疗一种高度侵袭性白血病的临床试验中，90%的病人病情得到完全缓解——治疗结束后，医生在病人体内已找不到白血病的任何迹象。尽管其中一些人最终会复发，但对另一些患者而言，似乎能彻底治愈。另一些临床试验则显示，接受免疫疗法的晚期黑色素瘤受试者中，一半以上的人都可以用“年”而不是“月”来估算预期寿命。正如美国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负责人加里·吉利兰（Gary Gilliland）所说，“在癌症治疗领域，免疫疗法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们得承认，癌症免疫疗法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能增加几年预期寿命，但大部分患者仍然会死于癌症。因此，科学家仍在不断尝试各种激发和促进免疫应答的方法，包括疫苗、病毒、基因工程细胞和药物。他们也在尝试，将这些治疗方法组合起来使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患者和降低副作用。毫无疑问，至少在一些病例中，医生已经可以利用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就免疫治疗来说，我们即将走过初级阶段。”默克公司的全球临床肿瘤学研究实验室（global clinical oncology for 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副总裁埃里克·鲁宾（Eric Rubin）如是说。
CAR-T 疗法
利用免疫系统与癌症斗争的梦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25年前的美国医生威廉·科利（William Coley）。他曾把细菌注射到癌症病人体内，启用病人体内的自然力量来对抗癌症。科利的方法也被其他一些医生采用过。但自1936年科利去世后，随着化疗及后来的激素和抗体疗法日趋完善，并在大量病人中取得稳定疗效，科利那种利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的方法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过，激发免疫系统的想法，却从未在科学界消失。1953年，科利的女儿在纽约创办慈善机构“癌症研究中心”（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让这种想法再次有了生长的“沃土”。近几十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研究人员对于免疫系统的理解也逐渐深入，了解了免疫系统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在什么情况下不起作用，使肿瘤研究人员重新在“抗癌武器库”里装备了更强有力的免疫学武器。
循环系统和淋巴系统肿瘤，如白血病与淋巴瘤，是这些免疫学武器的最佳标靶。在正常情况下，不同种类的祖细胞（干细胞）会在不同组织中分化成红细胞或白细胞，但当干细胞发生突变，生长失控，挤占了正常细胞并阻止正常细胞发挥功效时，就会产生白血病与淋巴瘤这类疾病。大部分非实体瘤的形成就是因为免疫系统中B细胞出错。正常的B细胞可以产生对抗细菌和病毒的抗体（B细胞还会与T细胞一起参与免疫应答和调节），但是当B细胞发生癌变后，它们就会由内而外摧毁机体。
20世纪末，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生物导弹”，名为“美罗华”（rituximab），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当B细胞处于终末分化阶段时（B细胞的发育分为活化、增殖和终末分化3个阶段），这种药物能特异性地与B细胞表面的蛋白CD20结合。正常情况下，T细胞一般很少会主动攻击B细胞，但这种单克隆抗体的存在，会让T细胞攻击并摧毁终末分化阶段的B细胞。
问题是，CD20并不是癌细胞特有的蛋白，正常和癌变的B细胞都有这种蛋白，所以美罗华不能区分健康B细胞和癌变B细胞，而是将它们一起杀死。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没有B细胞也可以存活（但没有T细胞可不行，比如，数百万艾滋病患者的去世，就是因为T细胞遭到HIV病毒的攻击）。在药效渐渐消失后，大多数患者最终能利用骨髓里储存的干细胞重新产生B细胞。20世纪90年代的临床试验表明，联合使用化疗和美罗华对于治疗B细胞相关的癌症特别有效。
凯勒的白血病源于B细胞突变，但使用美罗华后，效果并不显著，并且副作用很大，所以她停止了使用。此外，试验表明，她的癌症对标准化疗也存在耐受性。鉴于凯勒的恶性肿瘤迅速恶化，医生建议她进行试验性的个体化免疫治疗来对抗白血病。她同意了。
新疗法的目标是像美罗华一样，需要摧毁凯勒所有的B细胞，但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新疗法的作用目标是B细胞的另一种蛋白质（CD19）；第二，相较于使用外来药物为凯勒体内的T细胞建立攻击目标，医生使用了一个更直接的方法：他们从凯勒体内提取T细胞，进行基因改造，使之无需外来信号就能自动攻击携带CD19的B细胞。
研究人员称这些加强版的细胞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细胞，即CAR-T细胞。这类细胞既有着T细胞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具有B细胞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有点像古代神话中由不同动物组成的“喀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拥有羊身、狮头、蛇尾的一种动物）。CAR-T细胞疗法仍处于试验阶段，但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有望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批准此疗法广泛使用。
以CD19为标靶的CAR-T细胞增殖速度非常惊人，2015年2月10日，输入凯勒体内的一袋基因工程细胞已经完全摧毁了她的B细胞。然而与其他病人不同，她的机体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生产健康的B细胞。所幸有一种替代方案：每个月输注一次叫丙种球蛋白（gamma globulin）的人工抗体，保护她不受感染。每次数小时的输注既费时又麻烦，但是她说，“这比化疗容易接受多了。”
CAR-T细胞疗法也给凯勒带来了比化疗的恶心反应更糟的副作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也叫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是一种免疫系统信号分子。治疗开始时，超常量的T细胞被同时激活，触发免疫系统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可能导致一系列危及生命的生物学过程，比如免疫细胞攻击健康组织，引发多脏器衰竭。
自从一年前注射了经过基因改造的自身免疫细胞后，卡伦·凯勒的白血病一直没有复发。
对凯勒而言，这场风暴来得异常迅猛。注入经过基因改造的T细胞后不到一小时，她就感到身体非常不适，当晚即住进重症监护室并在那儿待了8天。这期间，前半段时间她处于昏迷状态没有意识，对所发生的事毫无记忆，但是几天后，她能够回忆起一些幻觉，比如请护士帮忙准备午餐盒饭，送给两位著名的高尔夫球手。凯勒从1999年开始痴迷高尔夫球运动，她借高尔夫球运动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
2015年3月初，凯勒出院时，她极为虚弱但恢复得很快。骨髓测试表明，她体内已经完全没有癌症存在的信号了。3周后，她就和丈夫一起重返高尔夫球场。“细胞因子风暴”是恐怖的，但与化疗相比，副作用几周后就平息了，并且没有导致脱发。幸运的是，鉴于“细胞因子风暴”在CAR-T细胞治疗中相当普遍，医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怎样改进这项技术，让凯勒这样的病人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不致危及生命。
CAR-T细胞疗法必须为每个病人单独定制。制造对所有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都有用的CAR-T细胞是一个挑战，同时也非常昂贵。尽管没人能确切知道CAR-T疗法需要花多少钱，因为目前这种疗法仅用于学术领域。PCT公司（Progenitor Cell Therapy，一家CAR-T细胞制造商）的创始人罗伯特·普雷蒂（Robert Preti），正在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他认为这些工程化方面的难题，只要几年时间就能攻克。
CAR-T细胞疗法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把治疗非实体瘤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实体瘤的治疗上——即位于乳腺、前列腺、肺、皮肤及其他组织的肿瘤。实现这一点的主要障碍在于，CAR-T细胞离开血液后就很难找到实体瘤，美国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癌症免疫学副总裁艾拉·梅尔曼（Ira Mellman）解释说，在血液中容易对非实体瘤细胞定位。更重要的是，尽管CAR-T细胞可以清除B细胞和淋巴瘤细胞，但在实体瘤中并没有相应的可以被清除而不影响病人生存的细胞。
攻克实体瘤
治疗实体瘤时，免疫疗法还会面临其他障碍。实体瘤往往会被结缔组织及其他组织形成的基质包围，这阻挡了免疫细胞进入恶性肿块的内部。另外，实体瘤的内压通常高于周边环境，这样会冲走免疫系统用来标记异常细胞的化学信号分子，更不用说其他药物了。
但实体瘤也有弱点。2011年，FDA批准了用单克隆抗体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治疗晚期黑色素瘤。与传统治疗手段不同，易普利姆玛的功能并非直接杀死肿瘤细胞，而是削弱癌症组织对免疫系统的抑制作用，从而使机体的免疫防御系统更好地发挥杀死癌细胞的作用。
黑色素瘤有欺骗免疫细胞的习惯。癌细胞表面常附有一系列异常蛋白，T细胞一般能识别它们并聚集到肿瘤附近，将肿瘤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新生肿瘤为了防止被免疫细胞攻击，会不时释放出一些化学信号，告诉T细胞这里“一切平安”。
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存在一种安全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是压制莽撞的防御细胞，以免损伤健康组织。具体而言，这种安全机制由很多的检查点（checkpoint，或称闸门）组成，它们释放的化学信号决定了机体是集合防御细胞发起攻击，还是停火（如果检查点卡在“开启”的位置，由此产生的免疫反应极可能会比恶性肿瘤更快杀死一个人）。通过合成一些蛋白质，癌细胞可以阻断检查点系统，进而避免遭到免疫系统的攻击。用易普利姆玛或其他检查点抑制剂（checkpoint inhibitors）来纠正错误信号，能够唤醒免疫细胞，让它们重新瞄准癌细胞。
除了黑色素瘤，易普利姆玛对肺癌的治疗功效很快也得到了证明，制药公司已经开始研发其他机理相同的药物。91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得了黑色素瘤，他在黑色素瘤已经扩散到大脑后,才接受了一种类似药物（名为pembrolizumab）的治疗，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2015年末，卡特宣称这种药物已经完全清除了他体内的肿瘤。
有着同样病症和同样治疗方案的博耶却并没能痊愈，这是个谜。一些研究人员推测，卡特的高龄可能帮助了他：老化的癌细胞有更多的突变，所以他的免疫系统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推力”，就可以释放原本就在那的T细胞。相比之下，一些患者的T细胞可能从未进入过肿瘤内部，所以无从释放。另一些患者的T细胞看似已待在了正确的位置，但可能因为需要释放的步骤过多，药物仍不起作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15年的一篇文章表明，越来越多黑色素瘤病人在联合使用两种检查点抑制剂后，治疗效果比仅用一种更好。
目前，医生还无法预测，哪种检查点抑制剂或联合治疗方法，会对哪些病人更有效，所以博耶以及类似的患者必须不断尝试不同的治疗方案。在当下的临床试验中，检查点抑制剂只对略超过20%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完全见效，对略超过一半的患者有一定程度的疗效。更令人疑惑的是，检查点抑制剂对某些很少吸引T细胞的肿瘤有效，但是对另一些含大量T细胞的肿瘤却不起作用，这表明癌症还耍了其他花样。
博耶的例子还表明，有效的个体化实体瘤治疗方案需要反复试验。通过手术切除背部恶性黑痣两年后，博耶被告知肿瘤复发并扩散到了肺和胸部。由于肿块太大已经不适合切除，她同意了医生的方案，参加了2013年初开始的一项临床试验，注射高剂量白细胞介素-2（IL-2）。白细胞介素-2是众多可增强免疫系统抗癌能力的化学信号之一。刚开始，药物抑制了肿瘤生长，但3个月后，检查结果表明肿瘤又开始生长了。
于是，博耶选择了第二种临床试验，这次联用了刚被批准的检查点抑制剂易普利姆玛与另一种免疫信号分子白细胞介素-21，然而几个星期内，白细胞介素-21的副作用（恶心、腹泻和难以忍受的痛疼）使得博耶不得不停用后者，只是继续使用易普利姆玛。2013年底，一些癌发点开始扩散，她的治疗团队不得不选择了放疗来限制肿瘤的生长。2014年春，这些肿瘤变小了，但她的头部和乳房却发现了新的肿瘤。
手术清除了博耶的乳房肿块，其他两种免疫疗法似乎暂时控制住了其余的肿瘤。2015年1月，她的大脑、乳房、腹部出现了新的癌发点，很明显她又需要其他治疗措施了。一个月后，她参加了一项新的临床试验，联合使用检查点抑制剂与一种能够减缓细胞生长的药物。截至本文发稿时，博耶的癌发点保持稳定，其中一部分似乎还有些收缩。
毫无疑问，经历这么多的治疗，博耶的身体也受到不少损耗。她每个晚上甚至许多白天也窝在她的双人沙发里放松她的背部。她现在正进行第6轮治疗，在治疗间歇的大多数工作日早晨，她都在做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另外，她通过玩电子游戏娱乐自己——《使命召唤》（Call of Duty）是她的最爱。博耶说：“在我看来，一些治疗可能仅仅减缓了一点点肿瘤的生长”。但她不后悔已经尝试过6种不同的免疫治疗方案。她记得她的一个医生曾说过，“当下进行的许多治疗方案并不是为了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而是为了让病人活得足够长，一直活到我们找到正确有效的治愈方法。”博耶正是在这样做，而且也接受了目前的生存状态。
免疫疗法的未来
博耶和其他一些患者已能带瘤存活相当长的时间，基因泰克公司的梅尔曼对此感到兴奋。对于病人来说，免疫疗法已经从一种可能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现在，研究人员不需要再担心自己的研究能否帮到病人，他们可以全心投入，把免疫疗法做得更好。“我们要找到这种疗法的边界和限制，并且弄明白如何绕过它们，”梅尔曼说，“想想都令人激动。”
梅尔曼相信，最终，选择免疫疗法的过程会更加合理。对于实体瘤患者，很可能先会进行活检，看肿瘤内是否存在T细胞。如果肿瘤里有足够的T细胞，这个患者可能会给予一种或者几种检查点抑制剂（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目前批准了3种检查点抑制剂，但至少还有十多种同类药物处于研发阶段）。如果肿瘤里没有多少T细胞，医生会尝试其他方法，让免疫细胞进入瘤内，并在检查点启动之前，让免疫系统注意到肿瘤的异常生长。
研究人员还考虑，使用包括放疗和化疗在内的标准癌症疗法，来促进免疫应答。使用低剂量的化疗药物或者射线，杀死一定量的肿瘤细胞，使之释放细胞碎片，从而让免疫系统警惕起来，输送T细胞到异常生长区域（选择合适的剂量或许比较棘手，因为过往研究已经表明，过多的化学药物或射线会抑制部分免疫系统）。然后再添加检查点抑制剂，便能更有效地对抗已经被削弱的肿瘤，以防其卷土重来。不过，科学家才刚刚开始验证这些想法。
最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免疫疗法被FDA批准，一个非医学的问题也摆上了桌面：价格。联合治疗提高了本已相当高昂的治疗成本。根据医疗数据公司IMS Health的调查，当前全球市场每年的抗癌药物消费总额已接近1 000亿美元。制药公司的高管们也很清楚，保险公司和公众并不愿也无法承担每位患者15万美元或以上的联合药物治疗费用。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改进生产工艺，降低药物使用剂量或减少用药时间，并寻找其他方法来降低治疗成本。
迄今为止的治愈病例也远不完美。癌症的治疗还是给凯勒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她比以前更容易疲劳，如果与朋友一起吃午饭，下午就没有力气和丈夫一起去散步。“最难的事情是，我不确定自己能做到怎样的程度，”凯勒说。不过在第一次治疗并未起效时，凯勒仍能享受退休时光——打打高尔夫球，徒步走走，或在天气允许时踩踩雪；在住院期间，她得到了一条治疗犬（therapy dog，一种工作犬）的安慰，受此启发，她带着自己的金毛犬“CJ”，去当地高中帮助学生们缓解考试压力。
肿瘤科的医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免疫治疗会给更多患者带来新生的机会。
附录：癌症免疫疗法简史
1893年
美国纽约骨科医生威廉·科利（William Coley）发现，肉瘤病人手术切除后受到酿脓链球菌（Streptococcus pyogenes）感染，意外地导致患者的癌症消退。这一发现开启了癌症免疫疗法的大门，他本人也被称为“癌症免疫疗法之父”。
1900年
德国药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提出了侧链学说，为人们勾勒出了抗原抗体相互作用的雏形。1908年，他与创立了细胞吞噬学说的科学家伊拉·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一道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免疫学的理论框架就此建立。
1958年
澳大利亚免疫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提出了“免疫监视理论”，认为机体中经常会出现突变的肿瘤细胞，但这些细胞可被免疫系统所识别而清除，这为癌症免疫疗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4年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史蒂文·A·罗森伯格（Steven A. Rosenberg）团队成功地用高剂量白细胞介素- 2（IL-2）治愈了一位名叫琳达·泰勒（Linda Taylor）的晚期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她也由此成为第一位被免疫疗法治愈的癌症病人。
1987年
法国研究人员发现在T淋巴细胞表面存在一种名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 4（cytotoxic T-lymphocyte antigen 4，CTLA- 4）的跨膜受体。1996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吉姆·阿利森（Jim Allison）证实，抑制CTLA- 4能够释放免疫系统的潜能，从而有力地杀伤肿瘤细胞。
1989年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化学家、免疫学家齐利格-伊萨哈（Zelig Eshhar）开发了第一种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在T细胞表面表达一个能特异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分子的单链抗体，能解决T细胞回输治疗中T细胞没有靶向性的问题。
1992年
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白细胞介素-2作为治疗成人转移性肾癌的药物（药品名Aldeslekin）进入市场。这也是FDA批准的第一种针对癌症的免疫疗法药物。1998年该药又被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
1992年
日本京都大学本庶佑（Tasuku Honjo）教授发现另一种位于T细胞上的重要免疫抑制性受体分子——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PD-1），之后，有研究团队证明PD-1在肿瘤逃逸机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997年
瑞士罗氏公司（Roche）研发的单克隆抗体Rituximab获批上市，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它是第一种通过FDA认证的单抗类抗癌药物，随后越来越多的单克隆抗体药物走向临床。
1998年
FDA正式批准靶向HER2受体的单克隆抗体药物trastuzumab（Herceptin）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这种药物的获批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分子靶向的抗癌药物。
1999年
美国耶鲁大学癌症中心免疫生物学教授陈列平发现，肿瘤细胞表面能表达PD-1抑制性受体的配体PD-L1，肿瘤细胞能通过其细胞表面PD-L1与T细胞表面的PD-1受体结合，抑制T细胞活化，诱导T细胞凋亡。这一发现为抗 PD-1/PD-L1 药物的研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0年
FDA批准了首个治疗性肿瘤疫苗——Provenge（sipuleucel-T），即一种肿瘤抗原加载的树突状细胞疫苗，适用于无症状或轻微症状转移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开创了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时代。
2011年
FDA批准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研发的第一款由抗CTLA-4抗体制成的药品Ipilimumab（Yervoy），用于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
2011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先进医学中心的卡尔·朱恩（Carl June）等人利用 CAR-T细胞对3例白血病患者开展临床试验的报道分别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科学·转化医学》上，很快，朱恩就收到了5 000多份治疗申请，全世界也有800多个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科研成果。
2011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共同授予了三位在免疫学领域的科学家，分别表彰布鲁斯·博伊特勒（Bruce Beutler）和朱尔斯·霍夫曼（Jules Hoffmann）在“先天免疫激活方面的发现”，和拉尔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在“树突状细胞及其在获得性免疫中作用的发现”，他们的研究为更深入探寻肿瘤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对肿瘤免疫治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4年
两款抗PD-1/PD-L1抗体——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Nivolumab（Opdivo）与美国默克公司的Pembrolizumab（Keytruda）相继在日本和美国获批，其对黑色素瘤的突破性治疗效果让整个行业看到治愈癌症的希望。除黑色素瘤之外，新药对肺癌、肝癌、肾癌等众多实体瘤也有出色的疗效。
2014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诺华公司（Novartis）开发的CAR-T类疗法“CTL019”（用于治疗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获得了FDA“突破性疗法”的认证。
2015年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一位患有溃烂性黑色素瘤的49岁女性病人，在免疫疗法联合用药I期临床实验中，接受CTLA - 4抑制剂Ipilimumab与PD -1抑制剂Nivolumab联合注射3周后，转移瘤迅速消失。
2015年
法国生物科技公司Cellectis向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提交了UCART19疗法用于治疗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临床申请。这是异体移植CAR-T疗法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如果成功将有助于CAR-T治疗的大规模化及普遍适用性。
2017年
CAR-T疗法“CTL019”有望获得FDA批准上市，作为通用治疗方法。
本文原载于《环球科学》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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